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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名人

未知 2019-07-07 23:39

  我需要作文材料,希望能够得到有关中国近现代名人的详细资料。不一定是国家领导人或众所周知的名人,但要有立意深刻较为新颖的故事或文献记载(话语也行)。我会根据资料的详细程度来...

  我需要作文材料,希望能够得到有关中国近现代名人的详细资料。不一定是国家领导人或众所周知的名人,但要有立意深刻较为新颖的故事或文献记载(话语也行)。我会根据资料的详细程度来选择最佳答案,不到最后一天决不结束问题,希望悬赏分没有白白扔给系统。

  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毛、周没有陈年旧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却承担历届

  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战争之中

  的积极努力,东南亚可以说是比中国本土更早普及国语的地区,原来四分五裂的海外华

  国民政府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务。1938年9月24日

  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毛、周没有陈年旧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却承担历届

  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战争之中

  的积极努力,东南亚可以说是比中国本土更早普及国语的地区,原来四分五裂的海外华

  国民政府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务。1938年9月24日

  展开全部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陈寅恪虽自谓“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却长期以淑世为怀,终身探索自由之义谛,极其珍惜传统历史文化,崇尚气节,严守操持,不降志,不辱身,自少至老,始终不渝,真正做到不侮食自矜,不曲学阿世,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批判之态度,实属不易。

  1919年,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得与陈寅恪交往,后来,其《空轩诗话》写到他对陈寅恪的印象:“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吴宓的这一夸赞,直到今天,依旧不可推翻。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最狂妄自大的教授非刘文典莫属,他研究《庄子》,堪称国内独步,曾宣称:“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即便是这位目高于顶的狂夫,也打心底里服膺陈寅恪是国内最渊博的学问家,他曾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

  十岁时,陈寅恪即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佛书中;十五岁时,他陪二哥隆恪去日本,开阔了眼界;二十岁时,由亲友资助,他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其后,又入读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他游学欧洲,以自修为主,精研英、德、法、意等国家的语言、文字、学术,但求学问上的进益,不计学位之有无,绝不以收藏名校博士文凭为莫大之荣幸;三十岁时,陈寅恪入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古希腊文,由于吴宓为之八方延誉,其博学之名广为人知;三十二岁时,陈寅恪重游欧洲,入柏林大学研究院。“读书须先识字”,“从史实中求史识”,其成熟的治学观点从此确定不拔。

  1923年底,毛子水抵达德国柏林,傅斯年从英国前来相晤,他对暌违多时的好友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同年,赵元任打算辞去哈佛教职回国,须觅一位哈佛出身者代替,他脑海中第一闪念便想到陈寅恪,陈的回信很风趣,说是“我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欧洲的我国青年多涉足声色犬马场所,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傅斯年)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由于国内时局动荡,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枯竭,陈寅恪生活极苦,惟以干面包果腹,身体相当虚弱,犹自手不释卷。有一回,陈寅恪和俞大维买票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他们把客人送到剧院门口就止步不前,杨步伟觉得奇怪,问他俩为何不看戏,陈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赵元任夫妇领了这份情,自然是又感动又难过。

  1925年春,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欲以现代方法整理国故。起初,校方聘请梁启超统摄院务,梁氏婉辞,转而推举王国维负责。论学问,王国维够大,足以服众,但他向来不喜欢纠缠于俗事,院务遂由吴宓主持。既然陈寅恪在吴宓心目中是当世最博学的中国学者,吴宓力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收到聘书后,陈寅恪由德归国,以父病为由请假一年,昔日清华园翌年七月始就教职,住清华园工字厅,与吴宓为邻,吴赠律诗给陈,项联为:“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还有一大讲师——李济之,一时间声名鹊起,号召力极强,首届研究班即招收到三十八名新生。据蓝孟博《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介绍:“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陈寅恪口风幽默,曾撰联送给学生,调侃得很到位,也很诙谐,他称清华国学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梁启超的弟子自然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王国维曾任清室南书房行走,教溥仪读过书,也完全可以说,他的弟子与逊帝有同学之谊。

  陈寅恪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乱世,身体屡遭病厄,心灵极富敏感,他的痛苦和忧伤几乎超过了他的承受力的极限,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挣扎着,抗争着,居然活够八十岁高寿,真可说是人间奇迹,粗粗计数一下,这位国学大师一生所遭逢的愁惨经历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亲友伤逝之痛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历任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其为人足智多谋,且有实干能力。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驻安庆时,待陈宝箴为上宾,视之为“海内奇士”,赠联给这位青年后辈,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足见其看重之意。陈宝箴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为席宝田建策,生擒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和大臣洪仁玕,这是第一件,是福;赞成维新变法,荐举刘光第、杨锐辅佐新政,并在湖南巡抚任上励精图治,开学堂,办报纸,兴实业,勇为天下先,百日维新失败后,他坐滥保匪人罪,被革职,永不叙用,退居南昌西山,两年后即郁郁而终,这是第二件,是祸。祖父陈宝箴去世时,陈寅恪十一岁,对人生无常尚只有肤表的认识。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另外三公子为丁慧东、谭嗣同、吴保初),其人饶有诗才,在清末诗坛是首屈一指的名家。陈三立进士及第后,不乐做官,随侍其父陈宝箴,于政务多有谋划,多有襄助。六君子被斫头,陈宝箴遭严谴,陈三立对政局极感灰心绝望,他自号“神州袖手人”,从此远离政治漩涡,致力于开办新式学堂,但其爱国的心火并未熄灭。1932年,日寇占领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陈三立从报纸上得悉战况不利,愀然而有深忧,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都被惊醒。及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倭陷北平,欲招致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诇者日伺其门,先生怒,呼佣媪操帚逐之”(汪东《义宁陈伯严丈挽诗序》)。陈三立因此忧愤成疾,他拒不服药,拒不进食,五天后便溘然弃世。父亲死时,陈寅恪四十八岁,国恨家仇,燃眉灼睫,人间悲苦,味道转浓。

  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字师曾,画坛一代大家,山民齐白石蛰居京师多年,寂寂无名,润格甚低,多赖陈衡恪逢人说项,为之广为延誉,且携齐白石多幅国画赴日本展销,引起轰动,卖出天价。墙内开花墙外香,齐白石对陈衡恪自然是感铭肺腑,从他的悼诗——“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可以见出他们的交情之深。1923年秋,母亲俞氏病亡,陈衡恪冒雨去市中购买棺材,晚间席地而睡,寒湿侵身,竟尔英年早逝(48岁)。一年之内,一月之间,母、兄双双亡故。母、兄死时,陈寅恪三十四岁,正游学德国,噩耗传来,痛断肝肠。

  陈寅恪与国学大师王国维相识相交仅一年时间,王国维生性孤僻,木讷寡言,独独与陈寅恪相见恨晚,两人互相推重,互相欣赏,论书论世,意气发舒,至为契密,风义师友之间。1927年6月初,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绝命书中委托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信任之重非比寻常。陈寅恪猝失知己,不胜悲痛,他为王国维写下《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王静安遗书序》等多篇文章,还有挽联挽诗,其哀悼深惜之意见于字里行间。在“碑铭”中,他特别强调“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可以说,这十个字是王国维的人生基调,也是陈寅恪的人生基调,为了坚持不离谱,不走调,他们都是孤注一掷,以命相争。

  二、生计之痛 抗战时期,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备历艰苦,贫病交加,自不待言;内战时期,物价飞腾,陈寅恪曾穷到以书易煤的地步。1947年冬,清华大学绌于经费,无力供应暖气,即便是陈寅恪这样蜚声海内外的大教授,所得薪酬也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冰窟中岂能住人?他只好忍痛割爱,将珍藏多年的巴利文藏经和东方语文典籍卖给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取暖。1948年12月,陈寅恪夫妇与胡适夫妇同机离开北平去南京,在南京仅住一个晚上,即搭车离开,后来胡适到上海劝陈寅恪同赴台湾,陈寅恪婉言谢绝。半年后,他就欣然接受了岭南大学代理校长陈序经的聘书,享受该校最高薪水,开“唐代乐府”一课,却只有胡守为一个学生选修,他照样认真讲解。傅斯年与陈寅恪素有交谊,且为姻亲(傅斯年的妻子俞大彩是陈寅恪的表妹),他在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前后,致力于实施“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多次电催陈寅恪去台大任教,甚至要派专机来接,最后连“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和教育部长杭立武都登门来请,敦促陈寅恪去香港,答应给他十万元港币和一幢洋房,陈寅恪始终不为所动。他对蒋家王朝的种种倒行逆施多有领教,在和平时期,一个政府连中央研究院院士、国内第一流学者冬天取暖的小问题尚且置之不理,大溃败之际,再来临时抱佛脚,还如何能够收拾人心,聚拢人气?

  1949年5月,中山大学教授不堪忍受生活的悲苦,力请当局清偿积欠多月的薪酬,竟集体出动,在广东教育厅门前挂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醒目大招牌,当街变卖首饰、衣物、图书、字画,招致市民围观,也引起舆论哗然,成为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陈寅恪住在一江之隔的岭南大学,对中山大学众教授内心的苦处显然感同身受,把最爱体面尊严的教授都逼上大街丢人现眼,这样的政府令陈寅恪失望之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举国饥荒,各地饿死人的事虽被遮捂,但已算不上什么新闻。陈寅恪就因为享受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定的住房、吃饭、穿衣的若干照顾,以致引起某些教职员工的不满,这些人质疑道:“我们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显然,他们只记得老祖宗的那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却忘了往深处想一想,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

  三、失书之痛 陈寅恪嗜书如命,却屡遭书灾书劫。关于藏书受到损失的情况,陈寅恪在写于“文革”期间的第一次交代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抗日战争开始时清华大学迁往长沙。我携家也迁往长沙。当时曾将应用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未寄出的书存在北京朋友家中。后某亲戚家所存之书被人偷光。”1938年,陈寅恪为避兵燹,将另外两大箱书籍交由滇越铁路托运,却不幸失窃,其中最珍贵的是他亲手批注的中文史书和古代东方书籍及拓本、照片。多年后,安南(越南)华侨彭禹铭在旧书店意外淘到陈寅恪那批失书中的《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无奈越南政府严禁书籍出口,这两册书便迟迟不能物归原主。其后,越战爆发,彭禹铭所藏古籍数千卷尽付一炬,陈寅恪的史本同为劫灰。这一损失严重影响到陈寅恪后来的著述。

  陈寅恪遭遇到的最大书灾当然还是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学生多次去这位史学大师居住的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抄家,将大字报贴得满院满室,甚至贴到陈寅恪的床头。红卫兵常常顺手牵羊,生活用品尚且不肯放过,书籍更是被他们抄得魂飞魄散。1969年5月17日,陈寅恪八十寿辰,女儿陈小彭回家探亲,陈寅恪气愤地说:“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同年10月7日,陈寅恪含恨去世,家人迫于外界压力,只好让学校将剩下的书籍全部搬走。最可痛惜的是,陈寅恪晚年口述的回忆录《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以及他的完整诗集,经此劫难,踪影全无,竟没人能够讲清楚这些手稿的下落。

  四、病魔纠缠之痛 陈寅恪中年目盲,晚年足膑,半生吃尽苦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陈寅恪曾对“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谈及自身命运,用十二个字概括:“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满怀悲怆意绪,尽皆溢于言表。

  1939年春,陈寅恪的命运本已露出一线曙光,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夏日长假,他离开昆明,前往香港,准备全家乘船去英伦。不幸的是,他抵港后不数日,欧战爆发,远航成疑。及至秋天开学,他重返西南联大,惟有感叹“人事已穷天意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年后,陈寅恪再去香港,等待赴英时机,战争阴霾越发浓重,较年前更难成行。为生计考虑,他只好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军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不久,香港即告沦陷,陈寅恪失业在家,赋闲半年。早在1937年11月初离开北平时,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即已出现剥离迹象,如果两年后能顺利前往英伦,眼疾很可能得以治愈,不致失明。天欲废斯文,必先废其人;天欲废其人,必先废其眼。一代史学大师,所患眼疾,国内竟无医能治。1945年,由于战时生活苦,营养差,再加上治学不倦,陈寅恪的左眼视网膜亦加重了剥离,不得已,他住进成都存仁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回春乏力,终告束手。当年,先生诗作皆充满悲凉惨淡之意。“少陵久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此其一。“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柴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此其二。最令人读之揪心凄绝的是《五十六岁生日三绝》的第一首绝句:“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人间何世,陈寅恪视生日为祭日,视做人为做鬼,给书房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其深心的苦闷分明已经达至极点。抗战胜利后,机会姗姗来迟,陈寅恪辗转飞赴英伦,由于最佳治疗时机一再被耽误,他的眼睛再也无法复明。一位盲眼的教授,即使清华大学、岭南大学给他配备多位助手,治学上的种种不便还是难以全部解决。陈寅恪的平生志愿是要写成一部中国通史,总结中国历史的教训,这一愿望终于未能达成。陈寅恪晚年与好友吴宓在羊城见面,为诗自嘲曰:“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其注意力完全被柳如是和陈端生这两位才高命薄的奇女子吸引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最得其心的是柳如是,陈寅恪精搜力探,撰成皇皇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决意为这位遭“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才女和美女洗扫烦冤,表彰其远胜须眉的民族气节和侠义精神。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寒柳堂”和“金明馆”,将自编论文集总称为《金明馆丛稿》,即源出于柳如是感伤身世、题旨为“咏寒柳”的“金明池”一词,其中有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正击中了陈寅恪内心最脆弱最敏感之处。他是柳如是的异代知己,钟情思慕,老而弥狂。史学界对陈寅恪晚年放弃正业,一门心思钻研女性精神世界颇有质疑之声,还是老友吴宓暗中为之辩护,他在1961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吴宓撇得太清,其实并无必要,岂不闻“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陈寅恪即是“我辈”之一。

  1962年夏,七十二岁的陈寅恪在家中跌断右腿骨,因其年老体弱,医生不敢动手术。蒋天枢建议恩师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王子平、魏指薪治疗,由于母兄皆死于庸医之手,陈寅恪向来对中医印象不佳,遂婉言谢绝。腿断之前,眼虽失明,有家人搀扶,陈寅恪尚可在门前白色甬道散步。腿断之后,他惟一的户外运动即告取消,无论住院居家,都等于自囚,老人内心感到更加凄苦寂寞,体质也变得越来越羸弱。1962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指示医院派遣三名护士轮流照顾陈寅恪的饮食起居,并给老人送去牡丹牌电唱机一台,唱片三十二张,以名伶新谷莺领衔的广州京剧团也多次到中山大学演出,听戏遂成为陈寅恪晚年惟一的娱乐。“文革”之初,电唱机被造反派学生抄走,陈寅恪每日能听的只剩下挂在院中的高音喇叭,全是红卫兵的高亢噪声,声讨和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愚蠢言词更令老教授怒不可遏。陈寅恪的工资被削减了,牛奶被断掉了,他的健康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一代鸿儒,遭此折磨,究竟是谁之罪?!

  五、晚年之痛 1954年春,国务院派特使去广州迎接陈寅恪赴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件亦喜亦荣的好事,家人、朋友都劝他成行,他却以“贪恋广州暖和”、“宁居中山大学,康安便适(生活、图书)”和“从来怕做行政领导工作”为由,不愿挪窝。在某些领导看来,陈寅恪这般矜持,显然是不识抬举。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锣,陈寅恪首当其冲,遭到攻击,在政治排队中,也被列为“中右”。他一怒之下,不再授课,从此潜心著述。1959年,中宣部长周扬在广州探访了陈寅恪,尽管他没把那句“政治先行,学术跟上”的口头禅挂在嘴上,两人的交谈仍然欠缺愉快。后来,周扬在一次大会上提及自己与老教授的“正面交锋”: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按,这是周扬记忆偶误,错父为子)。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从以上的交谈可以看出,陈寅恪性格耿直,竟然斗胆诘问中宣部长,他真是有什么讲什么,心中藏不住话。从另一方面看,周扬也该感到幸运,毕竟他还见到了陈寅恪的真容,康生想要登门拜访,则吃下一道冷冷的闭门羹。年纪愈大,陈寅恪就愈不待见要人,这完全是由他内心的感情和理智决定的。

  1961年7月,吴宓从重庆到广州,探望老友陈寅恪,他们自西南联大一别,已经暌违了十多年。故友重逢,把酒言欢,自然是推心置腹。陈寅恪当年的心迹在吴宓的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录。吴宓在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辈如陈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逊,但屹立不动,决不从世俗为转移。”吴宓在1961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又记道,“陈寅恪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从这两段日记我们可以看出,1961年前后,陈寅恪的总体状况还算不错,虽然他遭到一些攻讦,自己的旧著也迟迟不能重印,难免向胡乔木发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牢骚,但其史学大师的地位未曾有丝毫动摇,其所执信念也未成为标靶。

  1964年夏,陈寅恪毕尽十年之力,钩沉稽隐,殚精竭虑,《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初稿终于杀青,后易名为《柳如是别传》。稿末有《稿竟说偈》一首:奇女气销,三百载下。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1966年,“文革”爆发,运动伊始,陈寅恪十分信赖和依赖的助手黄萱即被红卫兵赶走,其后不久,连护士也被撵得逃之夭夭。红卫兵扬言:“不准反动文人养尊处优!”老人身心迭受摧残,再加上缺医少药,心脏病日益恶化。有一天晚上,红卫兵到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抄家,打伤了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当时,谁想抄家,随时可去,并非都出于政治原因,有的只是为了勒逼财物,珠宝首饰之类。运动升级后,红卫兵欲强行将陈寅恪抬到大礼堂批斗,唐筼出面阻止,又被推倒在地。结果,是中山大学前历史系主任、陈寅恪的清华弟子刘节代表老人去挨批斗。会上有人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回答道:“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在关键时刻,有这样毅然护师的弟子挺身而出,陈寅恪不枉一生树艺桃李。

  陈寅恪一家被强行迁至中山大学西南区五十号后,工资和存款同时遭到冻结,两位老人经济至为拮据,因无钱偿付工友工资,家具亦被人抬走。陈寅恪计无所出,万不得已,只得硬着头皮,口授一份“申请书”,由夫人唐筼代为书写,交给中大革委会。其词为:申请书:一、因心脏病须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人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二十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表面看去,这份申请书措词简洁,语气平淡,其实是泣之以泪,继之以血。今人眼中,这份申请书与控诉书无异,一代史学大师竟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用自己的钱请工友照顾生活,尚须诚惶诚恐地向校方申请,这是什么世道!陈寅恪在作“口头交待”时,曾大声抗议:“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他完全丧失了人之为人所必不可少的那点生意和生趣。

  谁曾见过活人给活人写挽联?1969年,陈寅恪便为夫人唐筼写过这样一副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他原以为夫人唐筼终日劳累,心力衰竭,必定会死在自己前头,孰料他比夫人早死四十五天。两位老人逝世时,仅有小女儿陈美延和及门弟子刘节守护在旁,场面颇为凄凉惨淡。

  六十七岁初度时,陈寅恪有诗自道:“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他晚年的遭遇,业已证明那个兽性疯狂的时代实实在在是知识分子的血泪场,斯文扫地乃是斫丧中华民族元气的极大不幸。在炽热的炼狱中,在阴冷的地狱中,在死神的威逼下,陈寅恪断然不肯与魔鬼签订卖身契,他因此而惨死,也因此而重生。

  陈寅恪在《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写道:“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他的诗中也有类似的句子:“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应该说,他并不担心人亡学废,他是有所期待的,也是信任后人的。

  中国近代名人有蔡元培,鲁迅,康有为,梁启超,朱德,彭德怀,恽代英,瞿秋白,张太雷,秋瑾,袁隆平,江泽民等等。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介石对中华民族的7大贡献 1,最大的功绩是在清末军阀割据的乱世中,领导两次北伐,统一了乱世中的中国。在这里 有个前提,那就是当时中国的混乱程度在中国史上是罕见的。两次北伐其实都是极为成功 的,从北伐后的结果就能看到--中国的军阀数量大大减少,混乱程度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基本实现了统一。蒋介石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毛泽东,但对付其他的军阀还是没有什么问 题的。这就相对使得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了,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2,在中国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富国强民,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蒋介石承继的 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毛、周没有陈年旧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却承担历届 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政府控制 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战争之中 。蒋介石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行“法币政策”,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 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中国债券在伦敦 市场节节上扬,价格超过日本的债券,这是李登辉政权以及其他台独派系所不愿面对的史 实。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日、美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以及美国以高价抢购中 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后,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这也 为8年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法币制度是中日战争的充要条件,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 国统一的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 3,大力推广文化教育事业,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尤为值得回味的 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学校和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帮助 面临日寇侵略城市的学校南迁。在日寇轰炸重庆时,当局的首要任务,便是及时疏散中小 学师生。早年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军事骨干力量做了一定工作。 这对后来的抗日胜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最近通过史料才知道,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 的积极努力,东南亚可以说是比中国本土更早普及国语的地区,原来四分五裂的海外华 人社区因此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并且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坚,华人子弟几乎毫无例 外上华语学校,而几乎所有华语学校都在国民党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也为中国本土以后的 抗战提供了大量财力人力。新加坡的中正中学(英语称蒋介石中学,沿用至今)是最为著 名的一个例子。 4,在内忧外患,极度艰难的情况下,稳固了边疆,巩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避免了国家分 裂。当时的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均有外国背景。蒋介石加强对蒙古西藏地方的治理, 国民政府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务。1938年9月24日 ,颁布喇/嘛转世办法计13条,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木尊丹/巴呼图 /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等圆寂后,应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 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转世灵/童访获后,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 员会查核分别掣签等等。1928年国民政府把四川的西部和西藏东面的康部,建立为一新省 ,名西康省。1928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议,9月17日发布命令,将宁夏 、青海分别建为行省。1929年1月,青海正式建省,以西宁为省会。其中尤以青海建省意义 最大,向南配合西康省影响西藏局势,向西可前进新疆。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派军入 疆,架空盛世才,新疆终于重回中国怀抱。 5,以中华民族领袖的身份领导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并派四十余万远征军 两次入缅作战,为缅甸独立解放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我就不多 说了,蒋介石曾对向他传达与日和谈的孔祥熙这样批示:说以后如果再有人利用“汪逆伪组 织”来劝我跟日本人谈判,怎么办?前面五个字,以汉奸论罪。下面还有更厉害的三个字 ,杀无赦!!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有个讲话,毛说:“假如没有国 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他说,蒋是“民族领袖”, “最高统帅”,说国民党前后有两个伟大的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呢?就是蒋介 石。只是后来国共斗争,这些就没人提了。本人在此再次重申,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 才是抗战的主要力量,牵制日军70%的兵力,消灭了大量的日军。这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做出 了巨大贡献。出兵缅甸,在维护中国利益的同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为我国在二战 后的大国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废除了晚清所签署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 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1946年联合国成立后中国成了五常之一, 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开罗宣言这一收回主权和领土的协议就是蒋介石政府在国际社会 极力斡旋的成果。 7,蒋介石一生都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后来虽然是退守台湾,但他始终把台 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尽管要把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但与李登辉、陈水扁卖国贼, 欺宗忘祖之流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越南印度侵害中国主权时,还拍岸而起,大喝一声:“ 娘希匹,大陆不出兵我出兵”,可见他骨子里的爱国主义。也正是由于蒋介石的坚定的认 为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整体,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台湾更好的延续了中华民族的 传统,长久以来都未改变对自身是中国一部分的认识。这样也利于今后祖国统一大业的顺 利进行!! 回眸历史,沧海桑田,蒋介石也有过失,但总的来看,蒋介石是无愧于华夏的,我们不应 忘记他对中华民族所作的杰出贡献,特此志之,并热切希望看到两岸统一的一天!! 他的经典语录 1,最大的功绩是在清末军阀割据的乱世中,领导两次北伐,统一了乱世中的中国。在这里 有个前提,那就是当时中国的混乱程度在中国史上是罕见的。两次北伐其实都是极为成功 的,从北伐后的结果就能看到--中国的军阀数量大大减少,混乱程度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基本实现了统一。蒋介石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毛泽东,但对付其他的军阀还是没有什么问 题的。这就相对使得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了,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2,在中国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富国强民,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蒋介石承继的 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毛、周没有陈年旧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却承担历届 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政府控制 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战争之中 。蒋介石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行“法币政策”,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 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中国债券在伦敦 市场节节上扬,价格超过日本的债券,这是李登辉政权以及其他台独派系所不愿面对的史 实。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日、美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以及美国以高价抢购中 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后,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这也 为8年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法币制度是中日战争的充要条件,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 国统一的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 3,大力推广文化教育事业,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尤为值得回味的 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学校和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帮助 面临日寇侵略城市的学校南迁。在日寇轰炸重庆时,当局的首要任务,便是及时疏散中小 学师生。早年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军事骨干力量做了一定工作。 这对后来的抗日胜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最近通过史料才知道,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 的积极努力,东南亚可以说是比中国本土更早普及国语的地区,原来四分五裂的海外华 人社区因此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并且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坚,华人子弟几乎毫无例 外上华语学校,而几乎所有华语学校都在国民党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也为中国本土以后的 抗战提供了大量财力人力。新加坡的中正中学(英语称蒋介石中学,沿用至今)是最为著 名的一个例子。 4,在内忧外患,极度艰难的情况下,稳固了边疆,巩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避免了国家分 裂。当时的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均有外国背景。蒋介石加强对蒙古西藏地方的治理, 国民政府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务。1938年9月24日 ,颁布喇/嘛转世办法计13条,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木尊丹/巴呼图 /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等圆寂后,应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 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转世灵/童访获后,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 员会查核分别掣签等等。1928年国民政府把四川的西部和西藏东面的康部,建立为一新省 ,名西康省。1928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议,9月17日发布命令,将宁夏 、青海分别建为行省。1929年1月,青海正式建省,以西宁为省会。其中尤以青海建省意义 最大,向南配合西康省影响西藏局势,向西可前进新疆。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派军入 疆,架空盛世才,新疆终于重回中国怀抱。 5,以中华民族领袖的身份领导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并派四十余万远征军 两次入缅作战,为缅甸独立解放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我就不多 说了,蒋介石曾对向他传达与日和谈的孔祥熙这样批示:说以后如果再有人利用“汪逆伪组 织”来劝我跟日本人谈判,怎么办?前面五个字,以汉奸论罪。下面还有更厉害的三个字 ,杀无赦!!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有个讲话,毛说:“假如没有国 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他说,蒋是“民族领袖”, “最高统帅”,说国民党前后有两个伟大的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呢?就是蒋介 石。只是后来国共斗争,这些就没人提了。本人在此再次重申,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 才是抗战的主要力量,牵制日军70%的兵力,消灭了大量的日军。这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做出 了巨大贡献。出兵缅甸,在维护中国利益的同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为我国在二战 后的大国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废除了晚清所签署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 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1946年联合国成立后中国成了五常之一, 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开罗宣言这一收回主权和领土的协议就是蒋介石政府在国际社会 极力斡旋的成果。 7,蒋介石一生都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后来虽然是退守台湾,但他始终把台 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尽管要把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但与李登辉、陈水扁卖国贼, 欺宗忘祖之流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越南印度侵害中国主权时,还拍岸而起,大喝一声:“ 娘希匹,大陆不出兵我出兵”,可见他骨子里的爱国主义。也正是由于蒋介石的坚定的认 为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整体,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台湾更好的延续了中华民族的 传统,长久以来都未改变对自身是中国一部分的认识。这样也利于今后祖国统一大业的顺 利进行!! 回眸历史,沧海桑田,蒋介石也有过失,但总的来看,蒋介石是无愧于华夏的,我们不应 忘记他对中华民族所作的杰出贡献,特此志之,并热切希望看到两岸统一的一天!!

  展开全部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 顾准文集

  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1]。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撒在他生前曾工作过的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的老山骨灰堂。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级墓室里。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顾准的书籍出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顾准对经济学、会计学、政治学研究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银行会计》、《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 顾准寻思录

  翻译作品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约瑟夫熊彼特)、《经济论文集》(琼罗宾逊)。 文集有《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

  顾准所倡言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完全实现,但他研究过的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作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涵的问题等,对于深化改革,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前景,无疑还是没有用尽的、宝贵的思想资源。2005年7月1日是当代中国杰出思想家顾准诞辰90周年纪念日,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顾准生前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部分老专家、学者为主体的专家团赶赴河南省息县及东岳镇,在顾准的忌日举行纪念活动。顾准生于上海,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他毅然离开名利优厚的职位,赴新四军工作。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并兼任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华东财政部副部长;1952年,在三反运动浪潮中,以所谓思想恶劣阻碍三反的罪名被撤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超前的经济学观点和抵制前苏联在两国合作项目中对我国利益的粗暴侵害,而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出党;1974年12月因癌症逝世。 顾准失去官位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在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这是非常大胆和超前的观点,这使得他成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人。他 顾准全传

  的观点启发了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孙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价值规律问题;顾准的观点还影响了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他们在30年之后为建立市场经济所作的论证,为改革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 顾准在逝世前,不顾巨大的病痛、险恶的政治局势和低劣的物质条件,研究中国和外国历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思考中国的现实,力图弄清为什么革命胜利之后局势逐渐演变为与革命的初衷相反,得出了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走向英国式经验主义,从一元论走向多元论的结论。顾准的思想探索和研究成果以文章、笔记、通信的形式保留下来,在文革结束和他本人于1980年获得平反以后得以陆续出版:1982年,他的希腊史笔记以《希腊城邦制度》为名出版;1989年,他与弟弟陈敏之通信写下的思想笔记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名发表;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1995年,在北京举行顾准80诞辰纪念会。已经出版的有关著作还有:《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顾准传》、《顾准全传》、《顾准笔记》、《顾准文稿》等。顾准的思想得到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王元化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他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李锐说:1959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吴敬琏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中说,学识渊博、言辞犀利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思想家,顾准的内在特征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包括:革命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革命成功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等等。李慎之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中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形容顾准:如果你在 顾准日记

  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并说:有人说,自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1959年3月,顾准被遣送到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劳动改造,这段经历对他反思和认识极左路线的巨大危害有重要作用。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诞生在这个地区。从1959年秋冬起,在4个月之内,这里饿死农民近百万。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哀鸿遍野的字眼,记录了劳改队和农民被饿死,甚至全家饿死的情况。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折磨的情况下,他在此下决心潜心研究10年,找出悲剧发生的原因。这一次,专家团的老人们旧地重游,感慨唏嘘。在庆幸浩劫已过、缅怀顾准的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问到:顾准的思考和思想在今日中国,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顾准对中国的命运、前途的思考是深刻和全面的。他所倡言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完全实现,但他研究过的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作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涵的问题等,对于深化改革,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前景,无疑还是没有用尽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顾准1974年12月去世至今,三十年过去了,人类历史又跨过了一个世纪,进入了新的对世纪。人类社会总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缓慢地往前发展,但也总是一步一步地在进步。顾准去世以后的这将近三十年间,我曾陆续写过一些有关顾准的文章,散见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早就有这样一个心愿,想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一个集子,既作为一种纪念,也可为读者提供一些检索的方便。三四年前,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便把已经编好的稿子交了去,谁知该社的总编认为内容重 《我与顾准》

  复,要责编重新改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时罗银胜、高建国著的《顾准传》已先后出版),这显然和我原意大相径庭,往复几次,不能达成一致,最终只能以撤稿作罢。去年(2002年)年初,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获知此事后,善意地为我介绍一家出版社,我满以为这个集子的所有文章,都早已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应该木会存在什么窒碍。大约半年之后,经探询,告以上交任务重等等,迟迟未能发稿;我当然能够予以理解,不想强人所难,也就把稿子拿了回来。顾准几次蒙受厄运(尤其是最后一次),在他和我通信中,常常以“白虎星”自称、自责,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作为父亲,不能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反而因为自己的缘故,使孩子在同学中受到歧视,甚至遭到凌辱,这种情况,顾准是不知道、或者木会完全知道的。但是,孩子的心灵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作为父亲、母亲,明知自己受到的是不正当的对待,但是孩子这时还小,能够把真实的情况如实地向孩子明说么?孩子能理解么?如果孩子稍稍有一点反抗的表示,不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么?“文革”时期,这是一个黑白完全被颠倒的年代,迷信盛行,谬误被说成真理,铺天盖地,势如千钧,谁要是对它有丝毫怀疑,就立刻会被压成美粉,为了保护孩子,做母亲的只能按照当时实行的划清界线的要求来教导孩子。 但是当真理终于昭然重见天日,知道自己犯下了错误,孩子又是一种怎样的心 顾准传

  情?在这里,我愿意郑重地宣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不应当由顾准的孩子来背,应当由“文革”这个时代来背。“三反”以后,顾准从上海调去北京,我除了利用去北京开会的空隙,有机会和顾准,和项准的孩子见面更少,相互作倾心的交谈更可说没有,我所知道的关于他孩子的情况,都间接来自他们的父亲顾准,作为他们的长辈,应当坦率地说,我对他们的关心是很不够的。在顾准去世前后,我对顾准孩子的态度也确有情绪化的地方,所有这一切,我恳切希望:愿它化作烟云,随风飘散吧!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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